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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北京的朋友给我发来短信，问邵逸夫是否去世了。我连忙打开电视机看看有否这个消息的报道。果然，从香港亚洲电视的新闻报道证实了这个消息。于我而言，邵逸夫不仅曾是我的雇主，更曾是我年纪最大的“学生”！而且在他正值壮年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而和他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我刚考进邵氏当配音员，从实习开始就天天需九点正准时上班。乘搭公司班车从市区回到清水湾邵氏影城必须先经过写字楼打卡，每次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发现，打毕卡后插放到另一卡排上，最高一格永远就是放着老板邵逸夫的卡，第二格便是方小姐方逸华。
好奇心驱使下，我曾抽出老板的卡看一看，发现老板的卡上打卡时间是每天早上刚过八时，即八点零四、五分左右。当时就曾与同事说：“未必是老板亲自打卡的，一定有专人为他打卡。”不料，有次我们如常早上九时正回到公司，正看到老板亲自将卡放进打卡机上，“卡嚓”一声，打卡毕后他又亲自将卡特放至那插卡排上最高的一格。噢！原来身为大老板的邵逸夫竟然是每天最早回公司的人并亲自打卡而不假他人之手。
邵逸夫亲手创办的“邵氏王国”取得如此成功，除了他对电影及其市场的了如指掌外，他坚持每天作为第一个回到公司的大老板，从不间断的亲力亲为、勤勉努力，当是他获得巨大成就的必然。
邵氏公司写字楼外那大块草坪左侧，有一没有任何文字的枣红色大理石奠座，约一米八十公分高，奠座顶部平整如滑，按常识判断，这奠座顶端应该是准备放置雕塑。可是却一直空空如也。这成了邵氏公司的一道奇怪“风景”。
后来，问我们配音部的主管毛威先生方晓得，原来邵逸夫先生曾大病，医院曾发出病危通知，于是公司有关方面便急急为他他的后事作准备，原来预想在此草坪上为邵先生立一纪念雕像用的，但后吉人天相，病魔并未能夺走邵先生的生命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后来邵先生主张将这未完成的雕座保留下来，以让他每天返回公司时都会见到它，以警觉生命的宝贵——自从大病过后，邵先生便开始坚持天天练气功，以延年益寿。果然，邵先生得以一百零七岁高寿辞世。
邵氏公司为中国电影作贡献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邵氏公司的出品几乎全为商业电影，以盈利为目的，然而邵氏曾经作为香港电影龙头给香港电影甚至为整体的香港创造出软实力令这“东方之珠”再冠上“东方好莱坞”荣誉，那就不仅仅是娱乐意义上的事了。就文化而言，邵氏电影作为香港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内核，其影片后来被一些邵氏研究者定位为“想象中国”的文化产品，就有了脐带式意味，放在香港回归后的今天社会上甚至夹杂着“去中化”杂声的大环境看，邵氏电影便显得弥足珍贵。也让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母体文化滋润下的当代中国文化构成的一部份，邵氏电影成了活生生的证明，哪怕是风月片。
邵氏电影从1950年代开始至1980年代中差不多三十年时间，不仅在香港占有统领地位，更籍着其强大的发行网络和院线商业化手段，在台湾、更在东南亚等海外地区推行和宣扬了中华文化。评论家们可以批评邵氏电影过于商品化的形式而存在某些消极甚或是糟粕，但我们也不应否认其以惟妙惟肖形式而将中华文化潜而默化地推而广之，让中华文化在港澳台及海外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邵逸夫本身虽然是文化产业大亨，但其也是一个矛盾综合体：一方面，邵氏电影很少有对香港现实社会描绘的作品，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不接地气”，因此当1970年代末香港电影出现新一代电影人而将视点聚焦在香港本土的时候，邵氏电影依然故我地拍它的“想象中国”电影。
这就导致邵氏失去了香港电影“黄金十年”的机遇而最后不得已地在八十年代中便退出香港影坛；但是，另一方面邵逸夫主导下的香港无线电视（即TVB）则是完全是以香港为焦点，其所制作出来的节目绝大部份均以香港社会为题材，并为全粤语广播（有另一频道为英语，但以外购节目为主），与其电影几乎是以国语为主大相径庭。TVB强大的幅射也不仅限于香港，在海外，特别是在东南亚及北美华社区同样产生巨大影响，将香港文化前所未有地在香港本土发扬并在海外地区宣扬，令TVB成为香港文化成为一个区域文化最强势推助器。
邵逸夫一手成就其“电影王国”，最后却是因为脱离本土而令自己这个“王国”消失；可是其原本并不熟悉的电视业却因为着眼于本土而成为全球最强的中文电视台。无论如何，邵逸夫缔造了奇迹。而这个奇迹也令中国电影、香港电影和香港电视业有了不会消逝的传奇。
邵先生的传奇，与他的好学不倦有关。1970年代，邵逸夫已年届七旬，虽然他的粤语足可应用于日常工作、生活，但是作为香港知名人士，又是多个慈善或公益组织负责人，少不免要出席一些公众场合。既然出席，他就要发言。在某些官式场合，他可以用流利英语发言；但在某些场合，他就必须要以粤语发言。因此，机缘巧合下，我竟成了邵逸夫的粤语老师。
当时我已由配音部调至邵氏宣传部的《南国电影》编辑部，总编辑朱旭华先生其时也兼任邵逸夫的中文秘书，曾经是我们配音训练班的兼任班主任，因此他十分了解我的语言特长。某天，朱伯伯（是我们对他的尊称）交给我一部收录机，并交给我一份文稿，说：“你照着稿念读二十遍，录下来。”“噢？是哪部电影要用的？”我问。我还以为是为某部片录音。“不是，给老板听的，他要用广东话作正式发言，所以你要字正腔圆的念二十遍，让他听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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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英国伦敦，邵逸夫获得女王颁发的爵士头衔，与他的妻女合影留念。资料图。） 我明白了，于是就躲至一个少人到的楼梯，对着收录机照稿念。那是一份香港红十字会大会的致辞，其时邵逸夫任该会主席。过了一些天，朱伯伯又找我，说老板很高兴，以后他的粤语发言稿就由你“教他”了。然后，朱伯伯给了我两百元，说是老板给我的。我当然很高兴，二百元啊，是我当时月薪的三分一了！
之后，我就陆续用录音机为邵逸夫“教”广东话。但我只有一次有机会听到我这个“教”出来的“学生”表现他学出来的成绩——那是在当时邵氏红星傅声与著名歌星甄妮结婚的晚宴上。
当我听到邵逸夫以证婚人身份祝福这对新人时的讲话时，我开心极了，因为他讲话的节奏、语调竟与我的录音如出一辙！我调侃地对朱伯伯说：“我这个学生学得真不错！”“你是我教出来的，你在配音训练时练出来的经验嘛！”朱伯伯也不含糊地说。后来在某个工作场合下朱伯伯将我介绍给邵逸夫说：“他就是你的广东话老师。”邵逸夫伸出手和我握了握，用广东话说：“唔该晒！（好多谢）”
一晃三十多年，一道银色巨光虽然陨落，此情此景依然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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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1-9 20:46:11
發表於 2014-1-9 22:58:05
狗仔卡
